一、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战略定位偏差
二十世纪中叶的"赶英超美"口号诞生于冷战格局与国内建设双重压力下。当时决策层对经济发展规律认知存在明显局限，将工业化简单等同于钢铁产量指标，这种量化赶超思维忽视了产业结构均衡发展的客观要求。1958年大跃进期间，全国钢铁产量指标从535万吨骤增至1070万吨，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跃进式目标，直接导致资源配置严重失衡。这种战略定位的根本性偏差，使得赶超战略从提出之初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。
二、计划经济体制的效率瓶颈制约
在行政指令主导的计划经济框架下，生产要素配置严重依赖政府决策而非市场机制。国营企业普遍存在的X非效率现象（指资源配置效率低于理论最优值），使得技术创新动力持续衰减。统计数据显示，1957-1962年间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下降3.8%，这种体制性效率损耗直接削弱了赶超战略的物质基础。当英国正在经历第三次科技革命时，我国却陷入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双重困境。
三、技术积累与产业升级的路径断裂
工业化进程中的后发优势理论强调技术模仿与制度学习的协同效应，但当时的赶超战略过分强调设备引进而忽视技术消化。19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156个工业项目中，仅有30%实现完全技术本土化。这种"重硬件轻软件"的技术引进模式，导致产业升级始终停留在简单复制阶段。当西方国家开始发展微电子技术时，我国仍在传统重工业领域进行低水平扩张，这种代际技术差距反而在不断扩大。
四、人力资本培育的系统性缺失
教育投入与人才培养的长期滞后，使得赶超战略失去智力支撑。1960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足1%，同期英国已达到8.4%。更为严重的是，政治运动导致学术研究中断，科技创新人才出现代际断层。这种人力资本培育的短视行为，使得劳动生产率提升始终未能突破瓶颈。当美国硅谷开始孕育信息技术革命时，我国科技队伍却面临青黄不接的窘境。
五、国际环境演变与战略机遇错失
冷战格局的演变使技术转移窗口期转瞬即逝。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后，原有技术引进渠道中断，而西方国家此时正处于产业转移前夜。地缘政治因素导致的自我封闭，使得我国错失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。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与内部应对策略的僵化形成共振效应，将技术代差固化为结构性差距。当日本抓住机遇完成产业升级时，我国仍在意识形态争论中消耗发展资源。
回望"赶英超美"的战略实践，其失败本质是发展规律认知偏差与制度供给不足的共同结果。当前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中，既要警惕盲目赶超的思维惯性，更需建立符合时代特征的创新生态系统。历史经验表明，只有将市场机制与战略规划有机结合，在开放竞争中培育动态比较优势，才能实现可持续的技术追赶与产业升级。